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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 澎湃无声——三线军工企业四二九二厂50年追忆

文明凯里2021-01-23 07:11:45



幸运的翁牙河
一条小河,翁牙河,流淌着我们绵长的记忆;一条山沟,不知名的山沟,镌刻着我们的悠悠乡愁。神秘的山沟,神秘的工厂,难忘的地方,曾经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理想。
    
难忘的4292!难忘的国营凯旋机械厂!难忘的204信箱!
    
单是那4292的厂名番号,就蕴含着当时国家国防工业大布局的诸多深意。四二九二的“四”字头,指的是当时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后面的二九二则是序列号。四二九二落在贵州省凯里市(那时候还只是县)王家庄,四二九一却远在山西朔州的某地,可想而知,那个时代国家国防建设的大布局是何等的宏伟。
    
三线是一座现代的隐秘的万里长城,护佑着新中国的崛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纵观风云诡异的国际形势,下决心建设三线。“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线建设构想: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一线指沿海东部地区;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等省,一、三线之间则为二线。
    
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凯里山城的一个命运。就这样,有数千人怀着崇高的理想,离开可爱的家乡、繁华的都市,从天南海北聚集到这偏僻的山沟,在一条常年伴着苗族飞歌的小翁牙河边,开始了这一代人背负民族使命的艰苦创业历程。
    
1965年8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65】办六字428号”文以及第四机械工业部“(65)四基字3731号”文,对4292厂建设设计定型,批准由北京738厂和第十五研究所包建部直属的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生产厂建设。北京738厂也叫北京无线电厂,也是有很深渊源的。这个厂在北京酒仙桥,员工7000多人,它是中苏友好条约中前苏联援建中国的157个项目之一,它由基辅红霞厂援建。中苏关系恶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就把它产品中的部分项目,大型电子计算机一分为二放到三线,就降落到我们幸运的凯里山城。主机厂放在东边,叫南丰厂;外部设备放在西边,就是凯旋机械厂。此后738厂重点转向生产通信交换机。当时电子计算机按其结构分为两部分,数据处理器和外部设备。数据处理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CPU,属主机部分;输入输出设备及存储器,叫外部设备,功能相当于现在电脑的键盘和硬盘。那时计算机处理的数据都是通过输出设备打印在长长的纸带上,不像现在有直观的显示器。最早的电子计算机,需要一台解放牌五吨卡车才装得下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738厂生产的电子计算机立了头功,因为通过自己制造的电子计算机的独立运算,纠正了苏联专家“不小心”给出的一些错误数据。那是我国电子计算机最早的起步阶段,自然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等成长阶段,体积也从庞然大物到小巧灵敏,到今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凯里山城翁牙河边,当年国务院国防工办以及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相关文件下来后,也就是同一时间,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设计院的首批选址踏勘人员已经到达。最早的凯旋机械厂厂址初选是定在现在的电校处,当时叫凯里体育场,但后来对初选方案进行环境要素的比较分析后,最后厂址由原方案改为现在的王家庄翁牙河边。实际上所谓的环境要素重点是放在备战上,那时选址布点的原则是“山、散、洞”。能进山的进山,能分散的分散,能钻洞的钻洞。其他地区有许多三线工厂都设在山洞里,完全是从战争和具体战场的实际防御来考虑问题,即:不能因一次炮火覆盖攻击就摧毁两个单位或两个工厂;不能因一颗炮弹爆炸就摧毁两个车间。这就形成了在布点上的所谓“羊拉屎”。因为第一次选址的地点也紧挨着同是三线企业的另一个厂,加上一些小小的地质因素,所以4292厂才改选到王家庄翁牙河边。
    
在第四机械工业部“(65)四基字3731号”文件中,对建设规范上,还有更直接更具体的内容:“要求在厂区及生活区必须栽植大量树木,建筑色彩(外墙)要尽可能采用青砖,设计上要注意利于对空隐蔽。”战争的残酷让高层的决策者都作了最坏的打算、最有效的防御。那时的紧张,那时的急迫,后人是无法想象的。从此,僻静的翁牙河边,开山掘地的爆破声撵走了山沟千年的沉寂。在当地政府和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参加建设的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聚拢,开始了最初的“四通一平”早期建设。那时的四通指:水、电、路、邮。因为是在深山沟里,邮是很重要的。那时的邮字的后面还有个电字,邮电就是通信。在那手机还没出现的年代,写信、有线电话、电报是最基本最有效的通讯手段。
    
就这样,三线建设的令箭,像一颗天外的陨石,降落在了崇山峻岭的凯里山城的这个荒凉沉寂的山沟里。让这条小小的山沟瞬间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民族军工企业历史档案厚重的页码里。
    
这一切,更与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特定的人,近乎磨难的艰苦奋斗历程分不开。
老厂长的深切回忆标题
已退休多年的凯旋厂厂长、高级工程师鲁开鉴同志在一次座谈中,提起了他最初从北京到贵州三线凯旋厂施工现场的情景:
    
那是1966年7月最热的时候,我们从北京出发,坐了几天的火车到广西柳州后才转都匀麻江附近的谷硐火车站下车。那时候凯里还没有通火车,谷硐火车站是凯里与祖国内地最近的铁路中转通道。当时谷硐火车站只有个唯一的国营旅馆,叫谷硐旅馆。凯旋厂在那里设有物质中转库和人员接待站。我们是早上到的谷硐,那时候谷硐火车站每天只有上午一趟长途客车到凯里,我们正好赶得上。凯旋厂建设筹备组派有一位姓李的同志在那里专门负责物资和人员的接待周转工作,他身穿军装,黑黑胖胖的,是北京第十五研究所的,工作很负责,待人很亲切周到。他什么时候给我们买好到凯里的长途客车票我们都不知道,到点了他就把我们送上客车,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不用我们操一份心。从谷硐到凯里的车费是每人两块多钱,这时车站有个人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喊:“大家起立,现在要检票了,先读毛主席语录。”他读一句我们跟一句,然后检票上车,对号入座。坐好后,车准备开,车上的售票员又举着毛主席语录,让大家起立,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完了才开动。车过苗岭(进入麻江境内从岭坡),山高路悬,那时是沙土路,坡陡弯急,之前我们从没见过这样凶险的路,心里很紧张,难免口中“哟哟哟”发声。售票员大声说:不要急不要慌,保证安全,不要害怕。”稳住大家的情绪。
    
在谷硐接待站时,姓李的同志跟我们说了,凯旋厂不在凯里县城里面,是在快到凯里的路上,上车要跟司机说清楚在凯旋厂下。我就去跟那司机说了。司机说:“好好好,知道了!”
    
当车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时,司机说:“凯旋厂到了。”我们下车一看,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凉,都是山。我就问:“师傅,凯旋厂在哪儿?”师傅指着旁边一条毛毛土路:“往里走啊,走进去就是了!”我们就顺着路走,路的一边是稻田,一边是荒草坡,拐过一个小山弯,就远远看见几栋平房。那时候凯旋厂什么都没有,就那十八间平房和一些工棚,心里有点暗暗吃惊。来之前,在北京时就给我们上过课,说这边可能要艰苦一点,城市比北京小一点,是个县城。我本人是四川人,我想到贵州那是西南地区,咱们去!贵州嘛,贵州与四川能差多少呢。我小时候也吃过苦,现在为了国家,为毛主席能睡好觉,多苦我想也能承受。但是我们家是在四川成都市里面,都是平原,我想既然凯里是个县,再差也不会怎么样啊。这个厂是北京第十设计院设计的,立体沙盘就放在北京738厂的职工之家大厅里展览。上面设计的的确都是平房,没有高楼,有工厂的第一机械加工车间,第二机械加工车间……,旁边有条河,青山绿水的,漂亮得很。一看就觉得是挺好的地方,我想这应该跟我们老家四川差不多嘛。到这儿一看,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差远了啊。哎哟,这山怎么这么大啊,怎么这么荒啊,还有蚊子太厉害……
    
另外,吃饭的时候全工地几百号人都在排队,排死人,得等啊。最累的是晚上刚睡觉,一会儿大喇叭就叫:“起床了,起床了!”一看表才十二点,怎么就起床了呢?那时候不管是谁,都参加基建干活。卸车、拌水泥等等,那混凝土得一桶一桶的往房架上递,人排人传上去,不是像现在全是机械化的搅拌机。到厂的第一天晚上刚睡下不久叫起来干吗呢?卸车!机械材料运到了,木材、钢材、钢管等等,完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照样准时上班。从当时的书记厂长王琦、方勇家同志都带头这样干。不管甲方乙方都是统一指挥,工地指挥长姓许。那时候实际上还不叫凯旋厂,叫凯旋工地。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北京也好天津也好,什么岗位工种都一样干基建体力活,不分白天晚上,的确很累。咱们是甲方,是技术员,要看图纸,审查、验收、质量监督什么的,那才是本岗位的责任活呀。
    
干着干着突然又广播了:“马上集合!”干什么呢?帮农民抗旱。每个人把自个儿的脸盆拿上,赤着脚,就到河沟边排好队,用盆往高处的旱田递水,一盆一盆往上传。那时是厂社(人民公社)挂钩,共建三线。只要有活就干,不分白天晚上。晚上干了白天一样正常上班。那时候最难受的就是老爱拉肚子,当时喝的就是这翁牙河水,没有处理过,所以老爱拉肚子。烧开水,开了以后还要等一等,沉淀后下面会有一层泥什么的。整个工地就一台水泵,把水打到工地后,施工、生活用的都是它。洗澡就搭了两个棚子,里面修个池子,一边男的,一边女的。下饺子似的,到后面水都变混了……
    
往事如烟啊!三线建设初创期那艰苦奋斗的生活情境,从我们老厂长的口中娓娓道来,一种从未有的感动和崇敬油然而生。听到这里,我真想朝天大喊一声:“三线建设的老前辈们,你们辛苦了!”
曾经的辉煌
在这些三线建设初创者们艰苦辛勤的劳作下,凯旋厂的第一期建设到1967年底就完成了基建扫尾工程,全部机械工艺设备仪器1006台安装调试完成。到1968年就进入全面的试生产,在这样偏远的山区,简陋的施工条件下,用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当时处于科技前沿的现代工厂建设完成,不能不说是当代工业技术发展史的奇迹。尽管这一时期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阶段,特别是“红卫兵”大串联期间,一度导致铁路运输物资货运不畅,影响了设备调度、技术人员的调配到位,使工期稍有延长。在凯旋厂厂史上曾有个最耀眼的历史事件,就是1968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庆祝活动,上级部门给每个正式固定职工发一枚毛主席像章,而遗漏了当时相当数量的、同在生产现场工作的合同工,引发了长时间的内部纠纷,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工期损失。尽管历经种种曲折磨难,至1969年9月,凯旋厂终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其产品与主机厂配套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试验。同年试制成功“九·五”工程急需的配套设备,批量投产提供部队使用。八十年代部分产品与国防科技大学协作,参与我国超级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以及国防重点“9182”工程水下潜艇发射导弹试验。32年后的2015年5月,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在德国举行的超级计算机大会,第五次蝉联浮点运算速度最快的世界冠军。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超级计算机技术发展早年的身影,中国顶尖的高科技技术,曾从深山腹地的凯里山城掠过。一条僻静的小山沟,曾经始终跟着时代科技发展的激流向前涌动,但却澎湃无声,深藏不露。
青春飞扬的学工生活
我是1972年才进入三线企业的,比起三线初创时期的鲁开鉴厂长他们,尽管艰苦奋斗的精神贯穿始终,但毕竟是当地人,少了许多千里迁徙的乡情离愁和重新适应异域生活的艰辛。面对三线工厂,我们眼前的已是另一番镜头情景:令人敬畏而又无限向往的、那深不可测的神秘。进来一开始就是三个月的学工连培训,包括保密训练和民兵训练,那民兵训练让我们这些年青人常常很过瘾,毕竟真枪实弹,比现在的年青人打CS过瘾多了。保密训练纪律严明,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那时候毕竟年青,很好奇,也很幼稚。心想这么神秘的军工厂,除了原子弹,无非就是飞机大炮机枪手榴弹,还能有什么其它的?瞅个空子就到厂区溜了一圈,什么都没见到,只看到装配车间全是女的,还都穿着白大挂,像医院一样的。哪里有想象中的军工硬汉血性,神了!也可能年青人的顽皮,因此偶尔露在脸上,一位老师傅窥透了我的心理,就悄悄告诉我:“别小看我们厂,那东方红卫星也有咱们的一份。”使我又惊又喜。
    
学工连培训完后,把我分配到九连一排,九连也叫供运科,那时是计划经济,供应、销售、运输统在一起,与生产第一线相对属于调配支援部门。在那里有一个叫“齐套库”的库房,存放着一些等待包装的,配有键盘的产品,还有满地的电影胶卷般的穿孔纸带,才懵懵懂懂地了解到计算机这个东西,才知道这个厂是电子计算机的外部设备生产。那时候的保密纪律是很严的,有位外地的学徒工,想让家里人放心自己一切安好,到厂区后山以厂区为背景照了一张照片,想寄回家去。结果被发现违反了保密条例,受到了推迟一年转正的处罚。
    
另外,在学工连期间的纪律教育课还有一条训诫: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和我同一寝室的小工友还和我专门探讨过“不准”和“严禁”有什么语义上的区别。因为那只是类似语言警告,并未看见有关具体条文。那时候从工厂到凯里城没有交通车,一次周末回家走在路上正好两男两女,不巧被一位领导看见,出于爱护关心,还把我们叫去进行了一番“诫免谈话”,说起来确实有点好笑。青春期的年青人对谈情说爱那自然是心驰神往。
    
那时工作量大年青人的饭量也特别大,每个月36斤的粮食定量到月底总是缺几天,东拉西扯找人借支,一般只有女孩子有余粮。看到隔壁年纪大一点的老工友的女朋友经常端饭提菜给他助餐,还量身材打毛衣什么的,那真是丰衣足食,叫人羡慕死了。
    
进厂学徒三年,第一年的工资是19.5元。一发工资,首先用15元到福利科买好一个月的饭菜票,先把基本生活保障了,余下的4.5元就可以自由地发挥。每天满打满算5毛钱的伙食,不得不精打细算,就像车间里加工的工装零件,不能有误差。那时候生产任务特别重,经常搞大会战。领导带头,干起活来跟普通职工一样,不分白天晚上,也没有加班费和奖金这一说,只有精神鼓励,即每个星期一上午半小时和周末下午半小时的总结点评。记得1978年底搞突击抢运物资大会战,每天都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下来就瘦了十多斤,还好那时年青,恢复得也快。那个年代,感觉就像国歌里唱的一样“万众一心”!
担当军品运输任务
记得是1976年年底,打倒“四人帮”过后,工厂通过大会战一百天,完成了急需的军品生产任务,按通知要求,必须在12月30日夜零点前办完出厂手续才算完成任务。否则,当年全厂的任务就泡汤,受处置不说,影响军需装备是大事。出厂手续就是火车站的发货单,时间紧迫,又恰逢大雪封山凝冻天气。下午五点,十多台设备才包装完成装车。当时我在车队,正巧让我担当这一任务,当时的厂长、总工程师亲自帮我捆防滑链,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注意安全,克服困难,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让人感到几乎窒息。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出什么差错而将全厂职工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耽误国防建设啊。当时的320国道,坡陡弯急,又是大凝冻天气路面结冰,记得快到麻江的地方有个高架过水槽,上面垂下的冰凌变成个水帘子,把路挡住。让我感动的是寒冬腊月,已近深夜,但每一个丫口迎风的弯道,都有道班工人执守帮助铺沙防滑,那真是个大时代,没有强制命令,只有使命和担当!晚上11点终于到达谷洞火车站,紧张地卸货,到货物调度室把发货单填好确认盖章,产品顺利发出,才赶紧借调度室的电话拨通厂办的电话回复:任务已完成!所有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心里难免一阵欢呼。
最可爱的人在三线
那个时代虽然辛苦,对我来说,也仅只是多流点汗而已,比起那些不光流汗,甚至流泪流血的一些同志,我是非常的幸运了。在四二九二厂建设史上,刻着一份所有三线人的隐痛。那是1969年12月,一位从北京738厂奉命急调到凯旋厂解决关键工艺的八级高工葛阿大师傅一家,包括女儿、女婿外孙共五口,举家从北京乘火车到谷洞下车,换乘凯旋厂一辆到谷洞火车站装载八吨金属板材的黄河大卡车,在麻江至下司段的苗岭下长坡急弯处,因刹车失灵而翻下山坡。八级高工被抛出车厢甩到山下,八吨金属板材像扑克一样抛撒了一坡。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方便,抢救手段也十分有限,葛阿大高工不幸殉职。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
    
男儿有泪不轻弹。说到泪水,又有另外一种场景,令我永生难忘。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凯旋厂政策性破产。在破产清算即将结束,签署安置协议时,一些职工两眼饱含眼泪,默默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轻轻收起协议,缓步回走,到厂大门前伫立良久,默默地细看那曾经无比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印满他们一生无数脚印的厂门大道。那一双双眷恋的眼神,那一滴滴滚烫的泪水,像儿子诀别母亲。那情那境让人心酸,至今难忘。在他们隐忍的泪光里,闪烁着对祖国的忠诚与坚贞!我只能借用和变通当年朝鲜战场上讴歌志愿军的著名作家巍巍的一句最具时代强音的呼号:“最可爱的人,在三线!”
    
2015年6月底,84岁的凯旋厂退休老职工,共产党员李大忠同志病逝,党总支和凯旋厂社区服务中心一行前去慰问李大爷的老伴王修志奶奶。一进门,我们还未开口,王奶奶就说:“对不起,老头子的党费还没来得及交。”说完就从兜里往外掏包。原来李大爷临终之前嘱咐王奶奶一定要记得替他交党费。在此之前,已经瘫痪在床三年的李大爷,每每都催促老伴为自己及时交党费,从不耽搁。本来我们是去慰问老奶奶的,结果老人家一句:党费还没交。让我们百感交集,忍不住落泪。三线人永远就是这样至死不渝地以国家为重,一生只怕奉献得不够。他们在那几乎被世人忽略的平凡生活里,自始至终默默坚守着对党、对祖国的忠诚。
    
今年七月,得到凯里市将要建设三线博物馆的消息,感到无比的欣慰。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将火热的青春深植在苗岭山中的三线人,他们精忠报国,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崛起献出一切的不朽精神,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安置之处,它将作为中华民族振兴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闪耀在历史的篇章里。


(来源:凯里都市 作者/吴智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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